蚩尤，一位孤寂的先人
齐学术思想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
稷下学宫的创始，根据徐干《中论》的说法，在齐桓公田午之时。桓公之后，经过威王、宣王、湣王、襄王，到王建时才逐渐衰息。它的发展过程，几乎和田齐的国运相终始。其中宣王时代，是稷下学宫的鼎盛时代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的《田敬仲完世家》和《孟子荀卿列传》中作了如下的介绍：
“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，自始驺衍、淳于髡、田骈、接予、慎到、环渊之徒七十六人，皆赐列第为上大夫，不治而议论。是以稷下学士复盛，且数百千人。”（《世家》）
“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，如淳于髡、慎到、环渊、接子、田骈、驺奭之徒，各著书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世主，岂可胜道哉！……于是齐王嘉之，自如淳于髡以下，皆命曰列大夫，为开第康庄之衢，高门大屋，尊宠之。览天下诸侯宾客，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。”（《列传》）
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，当时稷下学宫的规模是巨大的。学士之多达到“数百千人”，单是受到优待的就有七十六人。这些学士，不限于齐国人，有些还来自其他诸侯之国，像上面提到的慎到是赵国人，环渊是楚国人。齐国统治者把他们延揽在一起，形成自己的人才优势，组成自己的人才库、智囊团。从介绍中还可以看出，当时稷下学士的待遇是优厚的。他们既享受着“列大夫”、“上大夫”的政治荣誉，又得到了住在“康庄之衢”“高门大屋”的经济实惠。齐国统治者不惜高的代价使这些“贤士”受到“尊宠”。
齐国成立如此巨大的稷下学宫，尊宠如此众多的稷下学士，目的不是只向诸侯之国炫耀自己的尊贤，而是让这些学士更好地为齐国的政治服务。服务的一般方式是议政，即转绕着齐国的富强提出应兴应革的意见和建议。这种议政方式，有的是口头的，这就是引文中提到的“不治而议论”；有的是书面的，这就是引文中说的“各著书言治乱之事”。他们口头议政的材料，有些还保留在古代的典籍里，本书收集的，有很大一部分是这种资料。他们议政的著作，在《汉书%26#183;艺文志》里都有记载，可惜没有完全流传下来。服务的方式，除了议政之外，有些人还直接参政。突出的如淳于髡。
《史记%26#183;滑稽列传》说：“威王八年，楚大发兵加齐，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。”《说苑%26#183;尊贤》说：“（齐王）立淳于髡为上卿，赐之千金，革车百乘，与平诸侯之事。”其次如驺衍。《史记%26#183;平原君列传》裴骃《集解》引刘向《别录》云：“齐使邹衍过赵，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之属，论白马非马之辩。”除了直接地议政、参政之外，稷下学士还承担着为齐国统治者培养接班人的任务。“数百千人”的学士当中，只有七十六位先生受到优待，其余的大概是接受培训的齐国未来的参政者、议政者。有人把稷下学宫说成是齐国的国立大学，就是据此而言。
如此众多的学士聚集到稷下来，他们的思想观点很难一致。在参政议政、著书立说的时候，往往各抒己见，展开争论。在服务于齐国政治的前提下，齐国统治者不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，不干与他们的学术研究。因此，稷下学宫成为我国古代一处百家争鸣的著名阵地。根据班固的《汉书%26#183;艺文志》里的分类，稷下学士中有儒家，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公孙固鲁仲连；有道家，代表人物是环渊、（关尹）、田骈、黔娄、捷子；有阴阳家，代表人物有邹衍邹奭闾丘子；有法家，代表人物是慎到；有名家，代表人物是尹文；有小说家，代表人物是宋钘。
这个分类，除宋钘外，基本正确。按照宋钘的理论实践，他应该归入墨家；从《庄子%26#183;天下篇》宋、尹并提来看，他可能向名家转化。这些流派成员，都是有著作依据的。另外，到班固时著作已经亡佚的稷下学士就难于归类，著名的如淳于髡。从他的能言善辩来看，有人把他归入纵横家；从他的“学无所主”来看，似乎不该归入杂家。先秦的九流十家，除了农家以外，在稷下基本上都具备了。这些学派，有的相互间展开辩论，有的在学派内部展开辩论。不同学派相互间的辩论，有的在学宫之内展开，著名的如淳于髡和孟子的辩论就有三次：一次辩论“嫂溺是否援之以手”，进而讨论到援救天下的办法，见于《孟子%26#183;离娄》；一次辩论“贤者是否有益于国”，涉及到名与实的关系，见于《孟子%26#183;告子》；一次辩论齐宣王是否知“善之为善”，涉及到了认识论的问题，见于《韩诗外传》。不同学派相互间的辩论，有的也在学宫之外展开，著名的如邹衍和公孙龙的辩论，就在赵国展开，据《史记%26#183;平原君列传》说：“平原君厚待公孙龙。公孙龙善为坚白之辩。及邹衍过赵，言至道，乃绌公孙龙。”稷下学士的激烈争辩，不仅出现在不同学派相互之间，也出现在同一学派的内部。如孟子与公孙丑、万章之间的辩论，就是儒家内部师徒之间的争辩（详见《孟子》）；儿说“持白马非马也，服齐稷下之辩者”，就是名辩家内部的争辩（详见《韩非子》）。
三为祭酒的荀子，在他的《非十二子篇》中，不仅批判了不同学派的它嚣、魏牟、陈仲、史（鱼酋）、墨翟、宋钘、慎到、田骈、惠施、邓析，而且批判了儒家的子思、孟轲。为了批判孟轲的性善说，他特别写了《性恶篇》。这些批判，虽然不是当面的、口头的，但他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。
郭沫若说：“这稷下之学的设置，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。……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，这是社会的进步，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。”应该感谢田齐的统治者，为稷下学士开展学术思想的自由研究提供了方便：优厚的待遇，解除了学士们在生活上的后顾之忧；富强的国势，为他们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；人才的聚集，使他们得到了取长补短的大好机会。在这种情况下发展壮大的稷下学宫，成了古代齐文化的中心。百家争鸣的齐文化，和由儒家独占的鲁文化大不相同。以孔子为首的鲁文化，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以“易、诗、书、礼、乐、春秋”六艺为经典，继承了我国古代的文化传统。它虽然也经过后儒发展，但不能离经叛道，带有很大的因袭性和保守性。齐文化则不同，各个学派著书立说，都根据形势需要，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，虽然不尽有当，但都“言之有理，持之有故”，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，具有很大的开拓性和进步性。身为儒家后起大师的荀子，长期处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中，也取长补短，对儒家思想进行了修正以至改造。
他的“法后王”的观点；“礼表法里”，寓法于礼的观点；“实”为第一性，“实”决定“名”的观点；“天行有常”，人定胜天的观点，都闪耀着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。荀子的成就，标志着稷下学术思想的最高成就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