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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鲁文化比较简论(转) (6102)
严格地说，这不是一篇正襟危坐式的学术论文，而只是一些关于齐鲁文化的随感札记。我深知，讨论文化问题异常困难。首先面临的难题是何为“文化”？解释不下二百种。从字源看，“文化”一词源出拉丁文culture，有耕种、居住、练习、注意、敬神等多种意项，涉及物质与精神各个方面。在汉字的构成中，“文”同“纹”，是陶器上的修饰，具有美学意味；“化”则是“使具备”、“使成为”的意思，古代特指的对象是未开化的蛮夷，“化”就是“教化”，即通过“教化”使之脱离野蛮，走向文明。《周易•乾卦•文言》：“见龙在田，天下文明。”广义上，文化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，又称作硬文化、软文化。狭义上，文化指生存方式、生活习惯、性格特征、思维模式、价值取向和审美心理等。
本文采用文化“狭义”说。其次是方法论问题。对同一史实，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会得出相反的结论，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局限性，都难脱“二律背反”的命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本文不得不采取折衷主义，诸说并用。材料的取舍亦然。要找寻海岱文化之不同，就难免“以偏概全”，不利于已的反例多有，只能熟视无睹，弃之不用。再者，论文靠广泛占有资料，经过周密推理，科学归纳，才能得出持中之论。本人才疏学浅，文化学研究更非所长。加之先秦史料相对匮乏，所本不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史书，《周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儒家典籍，以及诸子百家之书，然其真实性颇值得怀疑。《周礼》显被后儒篡改，真伪难辨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出于鲁人之手，难保没有地方本位主义，涉及齐鲁关系时更是如此。《管子》成书年代颇有问题，有些章节可能写于汉初；《晏子春秋》传说的成份居多，作为信史引征难免不妥。凡此种种，给齐鲁文化研究带来诸多不便。有鉴于此，本文采取札记形式，只对齐鲁文化的几个明显差异性作概要式的阐释，不作深入探讨。既是随想，所得结论就难免偏颇，尚望大家正之。
一、 重义与重利
鲁人重义轻利，齐人轻义重利。
“义利”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论争。甚至以“义”与“利”的取舍来评判人物，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由是分野。孔子《论语》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董仲舒认为，“利者，盗之本也。”而“义之养生人大于利”（《春秋繁露》），故君子应当“正其谊（义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（《汉书•董仲舒传》）。由于董仲舒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，儒学成为一统天下的显学，获得历史上的第一次“神化”，“重义轻利”观遂大行其道，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，几乎牢不可破。
《论语•颜渊》载，子贡问政，孔子回答说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，做到这三条就行了。”子贡问：“不得已非去掉一项不可，应去掉哪一项呢？”答曰：“去兵。”又问：“不得已再去一项，又该去掉哪一项呢？“答曰：“去食。”这可算是最典型的“重义轻利”观了。对此，早在儒学如日中天的汉代，王充就已提出这样的疑问：“使治国无食，民饿，弃礼义；礼义弃，信安所立？”（《论衡•问孔》）鲁国是孔子的故乡，“重义轻利”论自然根深蒂固。如何公允地评价这一观点？这一学说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，适应了“大一统”宗法社会的需要，在维持统治秩序、维护社会稳定方面，确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中国封建社会历千年不倒，传统文明五千年延续，儒家学说至力甚伟，功不可没。诚如罗杰•基辛《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》所言：“中国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、埃及及印度的文明不一样，那些文明在繁盛一时后都终于萧条了，而中国文明的世系一直不断地持续到二十世纪。”对物质利益的轻视，使人不至于沦落为“物的奴隶”，在物质较为贫乏的时候，可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。所谓“知足常乐”，“随遇而安”，是也。孔子倡导“食无求饱”，对颜回“一箪食、一瓢饮，在陋巷”的活法倍加赞赏；孟子倡导“饿其体肤”，并把它视为人生的必要磨练，只有做到“贫贱不能移”，才能算得上“大丈夫”。久而久之，“安贫乐道”成为一般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。然而，这种思想毕竟是建立在经济极端不发达基础之上的，它在长期适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同时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恶劣的抑制作用。它把“义”与“利”根本对立起来，认为二者形同冰炭，水火不容。孔子说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这还只是“重义轻利”；孟子说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（《孟子•告子上》）则把义看得比生还重，物质利益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到宋代程朱理学，更变本加厉，倡导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鼓吹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，简直视物欲为要不得的万恶之源了。于是，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低水平状态，意味着巨大财富和巨大活力的工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本土产生，而只能从外部输入。又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过于“早熟”，养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足感和优越感，形成了对新思想、新技术、新的生产方式的顽固排斥，故工业革命的输入不可能是“和风细雨”式的，而只能是“狂风暴雨”式的。以这视角审视鸦片战争，则会有全新的观感。鸦片战争一方面揭开了民族耻辱的序幕，一方面又吹响了文明进步的号角，民族救亡与因循守旧合流，维新图强与崇洋媚外同辙，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景观。
齐国“重利”，故国富民强，成为春秋“五霸”之始，位列战国“七雄”之首。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：“太公望封于营丘，地瀉卤，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则人物归之，繦至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。”到齐国迁都临淄时，齐国已是幅员辽阔的“万乘”之国，都城临淄也是六国中首屈一指的大都会。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：“齐国南有泰山，东有琅邪（琊），西有清河，北有勃（渤）海，此所谓四塞之国也。齐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……临菑（淄）之涂（途）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家殷人足，志高气扬。”齐国因国富民强而声名远播，秦国的使者张仪就作过这样的评价：“天下强国，无过齐者；大臣父兄殷众富乐，无过齐者。”（《战国策•齐策》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，物质第一性，意识第二性，物质决定意识。《管子》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而这持“物质决定论”的管仲，便是齐桓公的卿相，在他辅政期间，齐国空前强盛，成为显赫一时的霸主。管仲认为：“利不可法（废），故民流。”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”于是他奉行姜太公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的基本国策，对外开放，对内搞活，大力发展货币经济。所谓货币经济，就是通过操纵货币市场，以价值规律调节生产。《史记•齐太公世家》：“设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。”《索隐》按：“《管子》有理人《轻重》之法七篇。轻重谓钱也，又有捕鱼，煮盐法也。”管氏“轻重”法，梁启超谓之曰“国家资本主义”（见梁启超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），还是颇有道理的。后世所谓“资本主义”（capitalism），是一个用滥了的词汇，意识形态的界定给它披上令人惊悸的政治色彩，致使它歧义丛生，它的本来意义反而模糊不清了。其实，它不过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运作方式罢了。齐国之“轻重”法，固然带有垄断资本的性质，但既非后世所谓“官僚资本主义”，亦非社会主义之“国营经济”，它只是一种政府的理财手段，在彼时彼地，它是合乎经济规律的理想模式。这种模式又是开放型的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其做法就是制定优惠政策，优化发展环境，形成“洼地”效应。《国语•齐语》：“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，使关税几（稽）而不征，以为诸侯利，诸侯称广焉。”《管子•轻重乙》：“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，一乘者有食，三乘者有刍菽，五乘者有伍养，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。”齐国之所以由“地泻卤、人民寡”的穷国弱国，一步步成为可以号令诸侯的超级大国，实赖“重利”主义也。
本文采用文化“狭义”说。其次是方法论问题。对同一史实，用不同的理论解释会得出相反的结论，而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局限性，都难脱“二律背反”的命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本文不得不采取折衷主义，诸说并用。材料的取舍亦然。要找寻海岱文化之不同，就难免“以偏概全”，不利于已的反例多有，只能熟视无睹，弃之不用。再者，论文靠广泛占有资料，经过周密推理，科学归纳，才能得出持中之论。本人才疏学浅，文化学研究更非所长。加之先秦史料相对匮乏，所本不外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史记》等史书，《周礼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儒家典籍，以及诸子百家之书，然其真实性颇值得怀疑。《周礼》显被后儒篡改，真伪难辨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出于鲁人之手，难保没有地方本位主义，涉及齐鲁关系时更是如此。《管子》成书年代颇有问题，有些章节可能写于汉初；《晏子春秋》传说的成份居多，作为信史引征难免不妥。凡此种种，给齐鲁文化研究带来诸多不便。有鉴于此，本文采取札记形式，只对齐鲁文化的几个明显差异性作概要式的阐释，不作深入探讨。既是随想，所得结论就难免偏颇，尚望大家正之。
一、 重义与重利
鲁人重义轻利，齐人轻义重利。
“义利”之辩是中国思想史上的著名论争。甚至以“义”与“利”的取舍来评判人物，“君子”与“小人”由是分野。孔子《论语》：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”董仲舒认为，“利者，盗之本也。”而“义之养生人大于利”（《春秋繁露》），故君子应当“正其谊（义）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”（《汉书•董仲舒传》）。由于董仲舒“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”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，儒学成为一统天下的显学，获得历史上的第一次“神化”，“重义轻利”观遂大行其道，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，几乎牢不可破。
《论语•颜渊》载，子贡问政，孔子回答说：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，做到这三条就行了。”子贡问：“不得已非去掉一项不可，应去掉哪一项呢？”答曰：“去兵。”又问：“不得已再去一项，又该去掉哪一项呢？“答曰：“去食。”这可算是最典型的“重义轻利”观了。对此，早在儒学如日中天的汉代，王充就已提出这样的疑问：“使治国无食，民饿，弃礼义；礼义弃，信安所立？”（《论衡•问孔》）鲁国是孔子的故乡，“重义轻利”论自然根深蒂固。如何公允地评价这一观点？这一学说产生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，适应了“大一统”宗法社会的需要，在维持统治秩序、维护社会稳定方面，确实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中国封建社会历千年不倒，传统文明五千年延续，儒家学说至力甚伟，功不可没。诚如罗杰•基辛《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》所言：“中国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、埃及及印度的文明不一样，那些文明在繁盛一时后都终于萧条了，而中国文明的世系一直不断地持续到二十世纪。”对物质利益的轻视，使人不至于沦落为“物的奴隶”，在物质较为贫乏的时候，可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。所谓“知足常乐”，“随遇而安”，是也。孔子倡导“食无求饱”，对颜回“一箪食、一瓢饮，在陋巷”的活法倍加赞赏；孟子倡导“饿其体肤”，并把它视为人生的必要磨练，只有做到“贫贱不能移”，才能算得上“大丈夫”。久而久之，“安贫乐道”成为一般民众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。然而，这种思想毕竟是建立在经济极端不发达基础之上的，它在长期适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同时，对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恶劣的抑制作用。它把“义”与“利”根本对立起来，认为二者形同冰炭，水火不容。孔子说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这还只是“重义轻利”；孟子说：“生亦我所欲也，义亦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生而取义者也。”（《孟子•告子上》）则把义看得比生还重，物质利益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。到宋代程朱理学，更变本加厉，倡导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，鼓吹“饿死事小、失节事大”，简直视物欲为要不得的万恶之源了。于是，中国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的低水平状态，意味着巨大财富和巨大活力的工业革命不可能在中国本土产生，而只能从外部输入。又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过于“早熟”，养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自足感和优越感，形成了对新思想、新技术、新的生产方式的顽固排斥，故工业革命的输入不可能是“和风细雨”式的，而只能是“狂风暴雨”式的。以这视角审视鸦片战争，则会有全新的观感。鸦片战争一方面揭开了民族耻辱的序幕，一方面又吹响了文明进步的号角，民族救亡与因循守旧合流，维新图强与崇洋媚外同辙，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景观。
齐国“重利”，故国富民强，成为春秋“五霸”之始，位列战国“七雄”之首。《史记•货殖列传》：“太公望封于营丘，地瀉卤，人民寡，于是太公劝其女功，极技巧，通鱼盐，则人物归之，繦至而辐凑。故齐冠带衣履天下，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。”到齐国迁都临淄时，齐国已是幅员辽阔的“万乘”之国，都城临淄也是六国中首屈一指的大都会。《史记•苏秦列传》：“齐国南有泰山，东有琅邪（琊），西有清河，北有勃（渤）海，此所谓四塞之国也。齐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粟如丘山。……临菑（淄）之涂（途），车毂击，人肩摩，连衽成帷，举袂成幕，挥汗成雨，家殷人足，志高气扬。”齐国因国富民强而声名远播，秦国的使者张仪就作过这样的评价：“天下强国，无过齐者；大臣父兄殷众富乐，无过齐者。”（《战国策•齐策》）按照马克思的理论，物质第一性，意识第二性，物质决定意识。《管子》曰：“仓廪实而知礼节，衣食足而知荣辱。”而这持“物质决定论”的管仲，便是齐桓公的卿相，在他辅政期间，齐国空前强盛，成为显赫一时的霸主。管仲认为：“利不可法（废），故民流。”“凡治国之道，必先富民。”于是他奉行姜太公“通商工之业，便鱼盐之利”的基本国策，对外开放，对内搞活，大力发展货币经济。所谓货币经济，就是通过操纵货币市场，以价值规律调节生产。《史记•齐太公世家》：“设轻重鱼盐之利，以赡贫穷。”《索隐》按：“《管子》有理人《轻重》之法七篇。轻重谓钱也，又有捕鱼，煮盐法也。”管氏“轻重”法，梁启超谓之曰“国家资本主义”（见梁启超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），还是颇有道理的。后世所谓“资本主义”（capitalism），是一个用滥了的词汇，意识形态的界定给它披上令人惊悸的政治色彩，致使它歧义丛生，它的本来意义反而模糊不清了。其实，它不过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运作方式罢了。齐国之“轻重”法，固然带有垄断资本的性质，但既非后世所谓“官僚资本主义”，亦非社会主义之“国营经济”，它只是一种政府的理财手段，在彼时彼地，它是合乎经济规律的理想模式。这种模式又是开放型的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其做法就是制定优惠政策，优化发展环境，形成“洼地”效应。《国语•齐语》：“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，使关税几（稽）而不征，以为诸侯利，诸侯称广焉。”《管子•轻重乙》：“请以令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，一乘者有食，三乘者有刍菽，五乘者有伍养，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。”齐国之所以由“地泻卤、人民寡”的穷国弱国，一步步成为可以号令诸侯的超级大国，实赖“重利”主义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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